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改革方案昨天提交人大审议,这次「大部制」改革建议减少四个正部级机构。至于被批评为组织臃肿、权力腐败的铁道部则将会取消,进行彻底政企分家,反映换届政府的改革决心。

适应政府职能转变 撤并调整仍会继续大部制改革没有完成时

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务院多次行政机构重组,严格来说,只是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和控制方式的组织改变,换汤未换药。然而,目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重新调整政府机构的职能,不进行制度性变革,深化改革恐怕难以寸进。

3月10日,我国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根据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将减少4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将减至25个。整份方案透露出,今后将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

在当前缺乏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下,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已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如今不强化监督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重拾人民对政府的施政信心和政治信任,整个行政体系实在已无法对民众的要求和期望以至社会变迁作出有力支撑,威胁到换届政府的有效管治。

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

今次政府机构职能转换,国务院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关系,体现对市场和社会放权。很显然,如今把决策权下放到层级较低,并使之更接近信息发源地,的确有助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更快速的反应,对于目前深化改革更依赖市场功能,同时满足人民的期望与需求,这种国家治理能力的确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中,不时出现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相互推诿等情况,对此,民间戏称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也有九龙治水等说法。大部制改革,就是要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部门集中成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减化行政审批,提高政策执行效能,降低行政成本。

「大部制」改革减少了四个正部级机构,然而,克服「帕金逊定律」病态并非问题要害,关键在于削弱政府对国家资源的过分控制,强化行政部门运作信息的透明度,换汤换药,从效率监察、财政约束、会计检查,形成有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监督机制,对行政权力加以有效制约。

虽然改革开放后历次行政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政府权责界限仍然不够清楚,管了大量不该管的事情,抑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

注:以上的评论仅为摘要,并且不代表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大部门制改革一定要走出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的恶圈。大部门制改革的精髓和宗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消除监管盲区,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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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政府权力边界

此次大部制改革不是单纯的机构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指出,这次改革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更加强调职能转变。他说:职能转变,就是要明确权力界限和各自的职能,把该管的事情全力管起来,把不该管的事放下,交给社会,交给企业。

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今后政府将适当放权,不再大包大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指出,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

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明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限。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厘清权力界限需要真正界定清楚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权力,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

刘俊海认为,政府大部门制改革的重要理念就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仅在于市场失灵时,启动行政手段,康复市场的理性与自由,而非抑制和取代市场的理性与自由。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市场有自愈的功能。

讲师们还建议,要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社会管理的力量和职能。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首先,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其次,加快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走出一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再者,赋予社区更大的自治权,将社区打造为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他还强调,加快向社会放权、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加快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使利益表达与诉求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公共产品。

永利电玩城最新网站,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

讲师指出,大部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此次改革只是其中一部分,未来还将对有关部委进行撤并调整。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强调,必须认识到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多问题的解决只能一步一步来。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的管理模式。

马凯指出,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

刘俊海建议,在推进大部门制改革过程中,应当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弘扬主体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法定、问责的法治政府精神。对大部门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除了有赖于大部门的内控机制和慎独自律机制外,还需要完善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程序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救济体系。同时,要强化大部门的信息披露义务,旗帜鲜明地强化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的监督力度,确保大部门权力的运转随时处于媒体和公众监督之下。